青石墓碑上的“明”字，是《两朝复乐》最深的执念

抬棺木的人踩着长崎的石板路过来，脚步轻得像怕惊着什么，魏之琰就戳在旁边，穿一身素衣裳，袖口沾了些土，愣是没挪一下脚。他是福建福清人，行九，以前考功名考不上，实在没出路才去找兄长魏之瑗，跟着兄长在安南东京和长崎之间跑海贸，算下来，离开老家都几十年了。《两朝复乐》没特意讲他的出身，可看他待人接物的样子，就知道是念过书的，连对着兄长的棺木，也只是把脊背挺得笔直，半滴眼泪都没掉。

那天风不大，吹得周围的草叶轻轻晃，几个帮忙迁葬的人凑在一起小声说话，讲的方言他一句也听不懂，他也没凑过去问，就直勾勾盯着那口简陋的棺木，手指下意识地摸腰间那块旧玉。那玉是兄长当年送他的，说能保平安，现在玉还好好的，兄长却走了好些年了——1654年兄长在安南没了，他接下所有生意，一边忙着倒卖生丝和白银，一边记着要把兄长的棺木迁到长崎，这一等，就等到了1682年。

我真的愣住了，不是因为别的，就是他全程没说一句话，只在棺木落地时，上前扶了一把，指尖碰到棺木的瞬间，微微顿了顿，像是在确认什么。后来有人给他递了工具，让他一起立墓碑，他接过，动作不快，却每一下都很稳。墓碑是普通的青石，刻字的时候，他特意让石匠在两位逝者名字的中上，大大的刻了一个“明”字。旁边的人不解，问他为何要这样做，他这才开口，声音有些沙哑，却很坚定：“我是明人，兄长也是。”

那一刻的场景，连细节都清晰得很。青石墓碑被阳光晒得有些发烫，他半蹲着，额头上渗出汗珠，顺着脸颊滑下来，滴在石板上，晕开小小的湿痕。他没去擦，只是盯着那个“明”字，看了很久，久到旁边的人都不敢上前打扰。他这辈子，没在明朝做过官，也没获得过功名，郑开极后来为他写墓志铭，说他有经天纬地之才，被异邦国王礼遇，可那些都不是真的，就像他从来没在旁人面前刻意提起自己的儒学功底，也没说过自己通晓明朝学校的音乐一样。

他携带乐器渡海，在长崎的宅院里建造故国样式的亭台，教武氏所生的两个儿子魏高和魏贵弹奏明朝的乐曲，弦歌不辍，却从来没跟人说过，这些举动，不过是想留住些故土的痕迹。就像这次迁葬兄长，他不光要把兄长的棺木迁来长崎，还要在墓碑上刻上“明”字，哪怕他的两个儿子早已拥有日本名字，担任唐通事，对明朝的一切都很隔膜，他也要让他们记得，自己的根在哪里。

七月清风把这些细碎的细节写得很淡，没有刻意渲染，可就是这样淡淡的笔触，让人没法移开目光。魏高和魏贵站在父亲身后，看着父亲刻字的背影，小声交谈，大概是在疑惑为何父亲要执着于一个早已覆灭的王朝，魏之琰听到了，却没回头，只是继续刻着字，直到把自己和兄长的名字，还有那个大大的“明”字，都刻得清清楚楚。

1689年，魏之琰去世了，魏高和魏贵按照他的遗愿，把他和伯父魏之瑗合葬在一起，那块刻着“明”字的墓碑，就立在两人的墓前，风吹日晒，却依旧清晰。结局里，他没有回到福建故土，也没有实现什么经邦济世的抱负，只是和兄长一起，埋骨于长崎的高原之上，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心愿。他的嫡长子魏永昌，那个留在福建的儿子，大概没能赶来参加他的葬礼，毕竟那年永昌已经五十九岁，路途遥远，往返不易。

小说和那些正史记载不一样，没有轰轰烈烈的功业，也没有跌宕起伏的传奇，只有一个普通儒生，在乱世之中，辗转于安南、长崎之间，一边撑起家族的生意，一边守着自己的执念。《两朝复乐》里，没有过多描写他的悲伤，可他立墓碑时的专注，教儿子弹琴时的温柔，还有迁葬兄长时的坚定，都藏着他未说出口的乡愁和牵挂。

其实也有人说他太固执，乱世里，能保住自己和家人就不错了，犯不着执着于一个“明人”的身份，更犯不着花那么多钱运乐器、运旧物，还在长崎建故国样式的亭台。可他从来没动摇过，就像兄长走后，他咬着牙接下所有生意，半分没退缩；就像到死，他都没忘自己是明人，从来没变过。

《两朝复乐》完结的时候，没给这个故事什么圆满结局，没有衣锦还乡，也没有家族兴盛，就只有那块刻着“明”字的墓碑，安安静静待在长崎的山坡上，看着岁月一年年过，也看着一个游子，隔着山海，守着兄长，守着自己心里那点故土的念想。他到死都没回成福建，可那些他小心翼翼护着的东西，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，都藏在那些细碎的小事里，藏在那块青石墓碑上，藏在没断过的乐曲声里。

风又吹过来了，扫过墓碑，扫过墓前的草木，隐约像是有人在弹明朝的曲子，低低的、软软的，就跟魏之琰当年在宅院里，教魏高和魏贵弹琴时的样子一样。他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，就是个普通人，抱着一份简简单单的执念，可偏偏，就这么让人记了好久好久。